在近代中國的抗戰(zhàn)史上，曾出現(xiàn)過這樣一支鮮為人知的隊伍，他們秉承佛教信仰，身著佛門短衫，高舉“佛”字大旗，或殺敵于前線，或救援于后防，或出訪于友邦，與所有為國獻身的中華兒女一道共赴國難，被后世尊為民國“四大高僧”之一的太虛法師則堪稱其中的領袖楷模。

　　太虛法師其人

　　 釋太虛，法名唯心，字太虛，1890年生于浙江海寧。自幼受篤信佛教信仰的外祖母影響，早歲出家于蘇州。1908年，楊仁山居士在南京創(chuàng)辦新式佛學教育祗洹精舍，以梵文為課程，采取佛法、中文、英文三門教授，太虛法師也于這一時期在此求學。祗洹精舍開辦年余，即遭停辦。太虛法師在此接受佛門思想的同時，也受到了當時社會新思潮的影響，從而逐漸形成了其佛教救世主義理想。

　　 他從日本留學朋友帶回的書籍中接受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，主張在佛教界也進行一場與之對應的改革，對傳統(tǒng)佛教的教制、教產(chǎn)和教理進行革新，由此開啟了佛教近代改革的序幕。在興辦僧學上，他受祗洹精舍影響頗深，主張創(chuàng)辦佛教大學，從學僧中選拔僧才主持寺院，并先后主持成立了武昌佛學院、閩南佛學院和重慶漢藏教理院等新式高等僧教育。在帶動佛教舉辦僧學的同時，也打破了歷來拘持己宗排斥他宗的舊習，為中國佛教的近代轉型培育了大批可用之才。

　　 而太虛法師投身抗日救國，則始于1928年日軍制造的“濟南慘案”。消息傳來，他便致電日本佛教聯(lián)合會，要求他們向日本當局施加壓力，早日撤兵。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，他又發(fā)表“為沈陽事件告佛教民眾書”，嚴厲譴責日軍的侵略行徑，呼吁全世界的佛教徒聯(lián)合起來反對侵略戰(zhàn)爭。

　　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(fā)，他更接連發(fā)出了《告全日本佛教徒眾》和《告全國佛教徒》的通電，要求日本佛教徒以佛教“和平止殺”的精神，制止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(zhàn)爭，同時號召全國佛教徒奮勇護國、共赴國難。此外，他還先后于不同場合發(fā)表了《佛教的護國與護世》《勸全國佛教青年組織護國團》《發(fā)揚中國文化與佛教以救國救世界》《降魔救世與抗戰(zhàn)建國》《服務國家宣揚佛教》等多篇通電、演講和文章，號召全國佛教徒積極投身抗日救國運動。

　　僧侶救護隊

　　 根據(jù)1933年國民政府頒布的兵役法和1934年訓練總監(jiān)部的相關規(guī)定，僧道尼姑均應按適當年齡服國民兵役。當時全國的僧人大約有40余萬（不含女尼），可算得上一個重要的兵役來源。然而，按照佛教的戒律，第一條便是戒殺，若要組織僧人直接上前線殺敵，其實是多有困難的，借故推脫甚至集體逃兵役的現(xiàn)象在全國范圍內普遍存在。

　　 雖在大乘佛教中早有“以殺止殺”“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”的傳統(tǒng)，太虛法師“佛必降魔，方能救世；僧應護國，乃可安禪”的教導也確實激勵著部分愛國僧人走上戰(zhàn)場奮勇殺敵。如何才能將更多的僧眾和佛教信徒團結到抗日救亡的陣營中來，太虛法師與中國佛教會多方協(xié)調，最終基本確立了佛門弟子以僧侶救護隊的形式參加抗戰(zhàn)的變通辦法。

　　 全面抗戰(zhàn)開始后，中國佛教會聯(lián)合上海慈善團體和救災會于第一時間組織了一支150人的僧侶救護隊，分赴前線服務，同時在后方設立了難民收容所和佛教醫(yī)院，廣泛收治難民和傷兵。淞滬會戰(zhàn)期間，他們深入?yún)卿燎熬€，往返于瀏行、大場、昆山之間，在3個月的時間里共搶救出受傷官兵和難民8000多名。隨后，漢口、寧波、長沙等地相繼成立了僧眾救護隊，廣大佛門僧俗弟子參與其中，為抗日救國作出了貢獻。

　　 而此時已隨國民政府遷入重慶的太虛法師，也在重慶建立了一支僧眾救護隊。對于組織救護隊的形式，他主張：僧眾救護隊應作為國民一份子和出家佛教徒兩種身份入世救國。僧眾救護隊的服裝形式也要有別于軍隊，應著僧人常著的僧短衣，令人一見即知為僧伽組織。1939年8月，太虛法師出任云南僧眾救護隊總隊長時，明確要求隊員們“以大慈大悲的佛教立場，用勤勞刻苦、勇猛無畏的精神去做救護工作，使其能超過其他救護隊的工作，超過一般國民的服務精神；要用這樣的服務精神去服務國家，顯揚佛教”。

　　 在如此服務精神的指引下，各地僧侶救護隊均奮勇向前，出色地完成救護任務。其中表現(xiàn)較為突出的一支，則是在重慶大轟炸期間作出巨大貢獻的重慶慈云寺僧侶救護隊。該救護隊由慈云寺愛國僧人樂觀法師提議成立并實際負責。救護隊成立后首先對救護隊員進行集中訓練，完成訓練方能參與救援任務。救援期間，每逢敵機空襲轟炸，救護隊員都能立即舉起“佛”字旗，奮不顧身地趕往現(xiàn)場搶救難民。因救護成績顯著，他們還得到了重慶市政府的特別表彰，國民黨中央社會部也對他們的救護工作給出了肯定的評價：“查僧侶救護隊于本市每次空襲之后均能立即出發(fā)，服務工作努力，深得各方嘉許。”

　　出訪東南亞

　　 早在各地僧侶救護隊成立之初，中國佛教會便因為經(jīng)費支絀，所需醫(yī)療用具和救護車輛均甚缺乏，派遣時任理事長圓瑛法師前往南洋、新加坡、檳榔嶼等地募款，所籌經(jīng)費由南洋直接匯寄給上海及各地的僧侶救護隊和難民收容所等機構，而救傷藥品、紗布等救護所需的物品則因寄運艱難，大多須經(jīng)國民政府相關部門轉寄各地，以補充僧侶救護隊所需。

　　 至1939年前后，全國的抗戰(zhàn)局面漸入困境，東南沿海陸續(xù)失陷，中國對外交通的渠道幾近斷絕，滇緬公路逐漸成為輸送國際援華物資的唯一通道，其重要性日益凸顯。在如此不利的局面下，中緬關系的改善便顯得尤為重要。6月21日，國民黨中執(zhí)委秘書長朱家驊致函陳立夫：“中緬邦交，關系甚巨，敵人在彼間活動至力，近更收買報紙對我作種種不利宣傳，故總裁對此彌見關切?！倍鳛榍Х鹬畤木挼?，佛教的重要性自不言而喻，正因如此，朱家驊才把組建佛教訪問團看成當務之急，有了“尊擬進行步驟三項，其中以佛教訪問團最為重要，務請?zhí)崆斑M行，能于最短期內出發(fā)”的改善中緬邦交計劃。

　　 為了保障國際援華通道的安全，爭取東南亞各國對中國抗戰(zhàn)的同情和支持，國民政府積極籌備佛教訪問團，旨在通過佛教交流溝通感情，增強與東南亞各國的聯(lián)系，共同抵抗日本侵略。德高望重又兼有游學歐美經(jīng)歷的太虛法師，自然便成為國民政府組建佛教訪問團的不二人選。1939年11月至1940年5月，由太虛法師率領的中國佛教訪問團先后到訪緬甸、印度、暹羅（泰國）、錫蘭（斯里蘭卡）、星洲（新加坡）、馬來亞和越南等國，其間多次發(fā)表慷慨激昂的愛國演說，揭露日軍罪行，并呼吁世界佛教徒加入到中國佛教徒的抗日行列中來，為保護佛教、保護世界和平而戰(zhàn)。訪印期間，太虛法師還會訪了甘地、尼赫魯、泰戈爾等當時印度社會各界領袖，尼赫魯甚至還發(fā)動全國各地國民大會數(shù)十萬人前來歡迎中國佛教訪問團。

　　 其后，為繼續(xù)宣揚國民政府宏護佛教之德意，揭露日寇在東南亞各佛教國家的麻醉宣傳，增強我國的抗戰(zhàn)力量，時任重慶市僧侶服務隊籌備主任的釋樂觀法師聯(lián)絡釋曼林、釋果能、釋能仁、釋覺華等4位法師，組建了中國佛教國際宣傳步行隊，計劃用步行的方式去宣傳抗日。從身份背景上看，他們5人都曾就讀于太虛法師主持創(chuàng)辦的新式佛教學校，其中釋樂觀肄業(yè)于武昌佛學院，釋曼林和釋果能肄業(yè)于重慶漢藏教理院，釋能仁和釋覺華肄業(yè)于閩南佛學院，而釋樂觀、釋能仁和釋覺華3位法師又都有同時參加上海僧侶救護隊的救亡經(jīng)歷，釋曼林則奉太虛法師之命參加了重慶市僧侶服務隊，他們都是心懷救國救教宏愿、曾努力參與抗日救亡工作的僧青年。宣傳隊抵達緬甸后，他們一方面拜訪當?shù)馗呱?，以佛教為紐帶，聯(lián)絡感情；一方面則對緬甸人民開展宣傳工作，將日寇在中國轟炸寺廟及其他種種罪行的證據(jù)公之于眾。雖然因為國際環(huán)境的變化和日寇的蓄意破壞，宣傳隊最終沒能實現(xiàn)經(jīng)緬甸步行到暹羅、印度等地的宣傳計劃，宣傳工作的開展也面臨著諸多困難，但隊員們仍堅持在緬宣傳抗日長達8個月之久，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。

　　 自抗戰(zhàn)伊始至抗戰(zhàn)結束，太虛法師始終堅持不懈地為抗日救國奔走呼號，鼓勵并親自組織了多種形式的抗戰(zhàn)，領導廣大佛門僧俗弟子積極參加抗戰(zhàn)，可謂功勛卓著。1946年1月，太虛法師被國民政府授予“抗戰(zhàn)勝利勛章”。翌年3月，太虛法師積勞成疾，圓寂于上海玉佛禪寺，享年57歲。國民政府特頒嘉獎令以彰忠哲，給予太虛法師高度評價：“釋太虛精研哲理、志行清超，生平周歷國內外，闡揚教義，愿力頗宏?？箲?zhàn)期間組織僧眾救護隊隨軍服務，護國之忱，尤堪嘉尚?！?br>
　　（據(jù)《中國檔案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