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清朝統(tǒng)治的最后三十年，廣州涌現了眾多大大小小的慈善機構，有一些一直經營至民國。其中許多，尤其是規(guī)模較大的慈善機構，與商人及商會有著緊密關聯，這些商人和商會對廣東省的經濟和政治的影響與日俱增?！熬糯笊铺谩笔乾F代廣州的一個常見的稱謂，并非一定指代九個機構，而是指代這些機構的重要性及其身后的社會力量。

    我們將討論這一時期設立的眾多慈善機構中的兩個主要機構：建于1871年的愛育善堂、建于1899年的方便醫(yī)院。這兩個機構反映了這一時期廣州善堂的關鍵發(fā)展階段。兩個機構均由商人和商人團體經營，但是愛育善堂是一個半政府機構，它成立時省政府提供了大量支持，捐贈了公有土地和建筑；而方便醫(yī)院主要由私人捐助維持。就資產、活動以及救助人口數量而言，兩者均是當時規(guī)模最大的慈善機構。它們設立于兩個不同的時期：愛育善堂是典型的太平天國之后的慈善機構，在廣東善后總局的鼓勵下，模仿上海的類似機構普育堂（1867）而設立，以協助政府重建社會秩序；而方便醫(yī)院則成立于二十年后，此時社會處于大危機中，政府幾乎沒有提供直接捐助。

    愛育善堂：商人取代鄉(xiāng)紳，
    成為廣州的公眾領導

    1871年，在渴望和希望中，愛育善堂在廣東善后總局四個高官的授意下成立。1月21日，在“鄉(xiāng)紳和商人”的參加下，他們正式宣布成立愛育善堂。愛育善堂最初的規(guī)條顯示，其慈善內容仍保留了多數的傳統(tǒng)元素：賑濟貧病、鰥寡、孤獨、老弱，施棺執(zhí)殮等。但是，其慈善計劃有了新的元素：興辦義學、贈醫(yī)施藥成為其首要任務。1871年愛育善堂頒布了機構的首份規(guī)條后，隨即制定了義學課程大綱。此舉顯示其宗旨在于教育貧困兒童，讓他們具備基本的讀寫能力，可從事簡單的文職工作。不晚于1887年，愛育善堂的工作內容被分為四大類：醫(yī)療、教育、濟貧、基本慈善，醫(yī)療救助也在此時被確認為其首要任務。作為九大善堂之首，愛育善堂也提供其他較小的善舉，尤其是施棺執(zhí)殮。

    愛育善堂的成立是廣州的一件大事。所有的官方文件，包括地方志，均把愛育善堂稱為廣州善堂之首。這個稱號也彰顯了愛育善堂的前無古人之處：廣東省府和地方商人從未捐贈如此之多的金銀、土地和房產來建立一個善堂。中國地方志記載，商人們最初捐贈超過三萬八千兩白銀。此外，各商會（共29個）承諾之后每年捐贈六千兩白銀。

    嘉約翰（1824-1901）是美國醫(yī)療傳教士，他當時負責廣州醫(yī)院。機構組織者在一年之內籌集到如此巨額資產，讓他驚奇欽佩，因為他向商人募捐時從未如此成功。他指出，洋行會館是前行商召開公開會議之所，而政府意外地決定把充公的洋行會館贈送給愛育善堂作為總部，這也讓讀者吃驚。嘉約翰通過愛育善堂的早期年鑒判斷，“董事會總理和值事的一項重頭工作就是看管機構的財產”。愛育善堂因此成為了一個大型的營業(yè)機構，它的經營管理需要大量的時間、人員以及技術。愛育善堂成立十六年之后，嘉約翰再次仔細研究了它的1887年年鑒，稱愛育善堂仍處于如火如荼的發(fā)展之中，它的收入超過三萬二千兩白銀，其中約一萬兩為租金收入。嘉約翰認為，這是維系善堂的唯一途徑，因為在中國僅靠“自愿捐贈”不足以使愛育善堂存續(xù)。愛育善堂的土地契約有超過一百頁，現存于廣州市檔案館。愛育善堂的資產在各個發(fā)展階段不斷積累，多為購得，或政府捐贈。

    愛育善堂在一些方面的確有新穎建樹：它代表著商會和政府間的團結，二者齊心協力恢復并維持社會秩序；為完成使命，它不僅向當地窮人提供殮葬和醫(yī)療救助，資助其他較小的慈善機構，還承擔起為團練和海防征收商稅的責任，它還充當政府和當地商人之間的商稅談判調解人的角色。上海的《申報》稱此時期廣州愛育善堂領導的慈善機構號稱當地市府小議院，這里可以表達民意，可以磋商所有關于商業(yè)法令的事務，可以商討“官員和鄉(xiāng)紳無法處理的鄰里糾紛”，甚至粵漢鐵路籌款項目和計劃的談判和決策也是在愛育善堂進行的。對于晚清時期廣東省的商人集團的政治角色，已有各種充分研究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愛育善堂是商人大眾在現代廣州的特別有效的擴張。它提升了商人們實干家的公眾形象；組織大型公共項目如粵漢鐵路，則增強了其公信力。

    因此，盡管愛育善堂的慈善內容仍具有明顯的傳統(tǒng)性，但是它的組織結構、管理以及活動已經與太平天國之前的慈善機構顯著不同。通過此類活動，商人集團向晚清時期的廣州施加政治和經濟影響，他們迅速取代傳統(tǒng)鄉(xiāng)紳，成為廣州的公眾領導。他們身體力行，深刻改變了廣州的社會和政治面貌。但是，愛育善堂的運營在很大程度上仍籠罩在清朝官僚傳統(tǒng)之中，它的組織者仍在政府的支持下代表政府執(zhí)行公共行政職責，同時在執(zhí)行慈善事務時，期望不在根本上偏離盛清時期的傳統(tǒng)。

    方便醫(yī)院：晚清最后十年
    慈善運動的先鋒

    1899年，方便醫(yī)院成立于廣州城西門外。其成立時的大背景已然大為不同，這也不可避免地決定了它獨特的慈善方案。19世紀90年代的中國充滿絕望，清王朝于1895年敗給日本，同年廣東大部受到史無前例的鼠疫摧殘。正如有影響力的書籍《盛世危言》所闡述的，這一時期，危機感在廣東迅速升級。

    方便醫(yī)院是醫(yī)療機構形式的多面向的善堂，它的成立與當時開明商人的不斷增長的變革呼吁遙相呼應。這種形式的善堂成為了晚清最后十年慈善運動的先鋒。

    方便醫(yī)院在香港有個重要的前身：建于1872年的東華醫(yī)院。兩個醫(yī)院成立初始，均收容垂死的城市乞丐。方便醫(yī)院的前身是1874年成立于廣州城北的方便所。鼠疫爆發(fā)之年，25名“善人”在西門外成立另一個“方便所”，收容診治因鼠疫而導致的街頭上劇增的垂死病人。據廣東人稱，此善舉比愛育善堂所做的所有善舉更有意義。

    1899年，越來越多的慈善人士加入城西方便所慈善項目，方便所擴大了建設。參與醫(yī)院建設的商人領袖叫陳惠普，一名白手起家的銀行家。當時他奔赴香港籌集了首批約三千英鎊的善款，啟動了醫(yī)院的運營。但是，瘟疫反復，大家馬上發(fā)現維持醫(yī)院運營需要更多的捐款。陳惠普和其他組織者在另一個善堂“崇正善堂”召開廣東“七十二行商”大會，包括愛育善堂在內的幾個善堂承諾每年向方便所捐款，這構成了方便醫(yī)院的常規(guī)財務基礎。

    此時，陳惠普簡化了入院相關的所有規(guī)條：不再需要任何擔保或抵押；可以立刻無條件入院。最初的組織者還規(guī)定嚴禁使用捐贈收入購置土地房嚴，這樣所有的捐贈都直接花費在善舉上。經過幾年的積極籌款，方便醫(yī)院的規(guī)模擴張到每年可收容診治1萬多名海內外病患。到1910年，方便醫(yī)院已被視為“九大善堂之首”。

    方便醫(yī)院與香港東華醫(yī)院結成伙伴，到1910年，已經成為廣州最活躍的善堂，海內外商人集團對其鼎力資助。兩個醫(yī)院具有類似的使命：診治住院病人和門診病人，免費殮葬死亡的當地居民和海外華人，在海內外提供災難救濟。通過在新型西式醫(yī)院中施行中醫(yī)，并與海外機構密切聯系，兩個醫(yī)院與舊的慈善傳統(tǒng)相比，都前進了一大步。它們不僅僅是在提供醫(yī)療救濟，也在證明中醫(yī)作為一種有用的知識和技術，可以利用現代的西方制度發(fā)揮作用。方便醫(yī)院尤其引以為豪的是，它不僅治療廣東的瘟疫病人，還治療越南和柬埔寨的瘟疫病人；它治療歸國僑胞的腳氣病及其他西方醫(yī)生知之甚少的流行病，效果顯著。但是，對于嘉約翰這樣的醫(yī)療傳教士來說，這些中國醫(yī)院的建立表現了非常強烈的排外情緒：中國人只想向世界證明，在大型現代慈善機構的運營上，他們比西方人更有能力，并且不使用西醫(yī)西藥。

    很明顯，與以往任何其他的善舉相比，這一時期的醫(yī)療慈善機構更能代表中國的社會和道德改良所急需的進步。1910年南海縣志記載了廣州市以愛育善堂為首的33個新式慈善機構，其中9個機構或是被直接稱為“某某醫(yī)院”，或是提供醫(yī)療救濟。這個潮流在民國時期更加突出。

    清王朝覆滅之后，愛育善堂和方便醫(yī)院都繼續(xù)經營。但是，慈善內容相對更傳統(tǒng)的愛育善堂，明顯更加根植于清朝的官僚系統(tǒng)，它的影響力逐漸減少；而方便醫(yī)院的慈善內容具有明顯的現代主義和民族主義，在民國時期的廣州發(fā)展勢頭迅猛，并取得了不容置疑的道德領導地位。

    （據梁其姿著《變中謀穩(wěn)：明清至近代的啟蒙教育與施善濟貧》一書，本文有刪減）

    ■ 梁其姿